老舍投湖，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在肉体上不容他。他已经在前一天遭到了残酷的暴力性的所谓“斗争”；这一天他如果从湖边转去机关，他显然会在那里又遭到毒打，整个北京城的打人风，那时正方兴未艾；他面临的将是漫长的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的虐待和侮辱；甚至在老舍死后，当局连他的骨灰都不准存放。－－在老舍之前自杀的人，已经遭受了这样不准留骨灰的待遇。老舍投湖，而且没有写下任何遗言。他无声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自杀前，他为什么没有写下遗书呢？难道他死得心甘情愿，或者自惭形秽，故而不置一词，黯然离世？这显然不可能。他一生写作，笔头很勤，是个多产作家。书写文字，表达想法，是他的职业。在他生前，大概是日日动笔的。他在8月24日早晨离开家的时候，身上带有笔和纸。有人看到他投湖以前在湖边坐了一整天。也就是说，他是有时间也有纸笔可能写下遗书再自杀的。他更不是没有能力表达自己的失望、愤怒或者抗议的人。但是在自杀前，却没有写一个字。那是因为在精神上，他也觉得已经完全走投无路了吗？结束自己的生命，是一个人能作的最为惨烈的事情。使用文字对作家老舍却是一件驾轻就熟的事情。老舍不写遗书而死，在1966年恐怖的8月中，用文字表达自己的看法变成比较于死亡更为不易之事。

　　文革结束后，老舍得到平反，而且得到当局的高度礼遇。他的朋友和家人，发表了一批回忆和纪念他的文章。但是他们都没有写到他在1966年8月23日被“斗争”被毒打之后和自杀之前，他对他身受的暴行作了任何评说，也没有写到他对自己在8月23日之前受到的批判的反应，也没有写到他对于在他之前身受迫害而自杀的相识者与同行的死的评论。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两方面的：老舍没有说过适合于发表的话，或者写纪念文章的人没有认为应该写出他生前的真实看法。

　　巴金是老舍的老朋友。他在《怀念老舍同志》一文中说，1966年7月10日，他在人民大会堂见到老舍。这个时候，北京的历史学家和作家吴晗等人已经在报纸上遭到猛烈攻击，吴晗已经被涌入他家中的学生侮辱和殴打。这个时候，北京的学生已经一个多月不上课，在校园里开会“斗争”一大批教育工作者。当时人民大会堂是不准许普通人参观的，所以能进入大会堂就是一种身份和政治地位的表现。巴金写道：“我到京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一个多月，没有停到人提老舍的名字，我猜想他可能出了什么事，很替他担心，现在坐在他的身旁，听他说：‘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我真是万分高兴。”（该文收于巴金《探索集》中，见《巴金全集》，第16卷，15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老舍的儿子舒乙在《父亲的最后两天》中说，老舍在1966年8月23日被“斗争”以后，深夜回到家中，告诉他的妻子说：“人民是理解我的！檔和毛主席是理解我的！总理（指周恩来）是最了解我的。”（该文见《老舍之死》一书，第61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