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巴金和舒乙的描述来推理，在1966年7月和8月，眼看着文革对一大批人的严重的迫害，眼看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热情支持红卫兵（老舍被打发生在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并戴上红卫兵袖章五天之后），眼看着他人和自己受到暴力摧残（在老舍被打和自杀之前，已经有一大批人被打甚至被打死），老舍非常看重的就仅仅是“我没有问题”，以及希冀着毛泽东周恩来对他的“理解”吗？他的全部焦虑就限于此？有没有别的？当作家的身体遭到残暴对待的时候，他的精神的关注也已经被文革的巨轮碾压榨干而只剩下他自己“有没有问题”和最高权力者对他的态度？他已经完全接受了文革的这一整套做法和想法，只能在文革的框架里面为自己撇清？他有没有别的关怀和思考？

　　老舍得到平反后，出版了《老舍写作生涯》一书（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该书“内容简介”说：“本书是老舍先生的一部自述文集，收录的都是作家写自己生活和创作的文章。”“本书既可以当作老舍先生的自传来读，又是研究老舍的可贵资料。”这本书中有老舍写的一篇题为《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的文章，原来发表在1951年10月1日的《人民文学》上。主要部分摘录如下(见该书247－249页)：

　　在过去的一年里，社会上每一天，每一小时都有使我兴奋与欢呼的事情发生；我说哪一件好呢？

　　最后，我下了决心；不能老拿不定主意啊！就说前天在天坛举行的控诉恶霸的大会吧。

　　会场是在天坛的柏林里。我到得相当早，可是林下已经坐满了人。

　　开会了。台上宣布开会宗旨和恶霸们的罪状。台下，在适当的时机，一组跟着一组，前后左右，喊出“打倒恶霸”与“拥护人民政*府”的口号；而后全体齐喊，声音象一片海潮。人民的声音就是人民的力量，这力量足以使恶人颤抖。

　　恶霸们到了台上。台下多少拳头，多少手指，都伸出去，象多少把刺刀，对着仇敌。恶霸们，满脸横肉的恶霸们，不敢抬起头来。他们跪下了。恶霸们的“朝代”过去了，人民当了家。

　　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一的上台去控诉。控诉到最伤心的时候，台下许多人喊“打”。我，和我旁边的知识分子，也不知不觉的喊出来。“打，为什么不打呢？！”警士拦住去打恶霸的人，我的嘴和几百个嘴一齐喊：“该打！该打！”

　　这一喊哪，教我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不错，我恨恶霸与坏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诉大会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个。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

　　这不仅是控诉了几个恶霸，而是给大家上了一堂课。这告诉了曾经受过恶霸们欺负的人们：放胆干吧，检举恶霸，控诉恶霸，不要在怕他们！有毛主席给我们作主，我们还怕什么呢？检举了恶霸们，不单是为个人报仇，也是为社会除害啊。这告诉了我，和我一样文文雅雅的人们：坚强起来，把温情与文雅丢开，丢得远远的；伸出拳头，瞪起眼睛，和人民大众站在一齐，面对着恶霸，斗争恶霸！恶霸们并不是三头六臂的，而是站在我们面前跪着，颤抖着的家伙们。恶霸们不仅欺负了某几个人，与我们无关；他们是整个社会的仇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