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询问是一个什么样的“上面的规定”，是哪个权力机关发的文件。舒乙回答不知道，只记得是那个梳小辫儿的姑娘说的。在舒乙发表的关于老舍的多篇文章里，没有提及有这样一个“规定”，也没有说火葬场工作人员告诉他有如此规定而不准留老舍骨灰。

　　由于不能获准查阅文革档案，笔者不能确定这是一个写成书面文字的“规定”，还是一个来自文革高层领导的口头命令。但是确实，在1966年8月下旬被打死和被打后自杀的人们，都没有能留下骨灰。当时北京的红卫兵中流传着一句话，“打死个人，不就是28块钱的事儿吗？”被打死者的家属被要求付28元火葬费，但是不能要求保留骨灰。比如，从笔者的调查知道，1966年8月27日被北大附中红卫兵打死的中关村中科院气体厂工人陈彦荣，1966年9月8日被打死的北京第25中学教师陈沅芷，他们的家属交了28元钱，但是没能得到死者的骨灰。事情作得如此一致，这里面一定是有某个“上面的规定”在起控制作用，才可能如此。希望有读者会提供关于这样一个“规定”的寻找线索。

　　另外，舒乙告诉笔者，那个火葬场的梳小辫儿的姑娘还告诉他，象老舍这么高地位的干部，被这么处理－－指丢弃骨灰，还是第一个。老舍当时除了在文联和作家协会身任高职，还在“政协”任高职。舒乙在《父亲的最后两天》文章(见《老舍之死》一书，第62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87）中也提到这一点。老舍在被“斗争”以前有小汽车和司机接送他上下班，显然也说明他的地位和级别都很高。所以，老舍的情况和上面说到的工人陈彦荣以及中学教员陈沅芷的情况，有所不同。作为一个级别高的干部受到丢弃骨灰的对待，应该是由高层决定和指示的，如果没有一个写成文的规定的话。

　　有一种解释说，不准保留骨灰不仅仅是为了进一步打击死者，也是因为技术上不许可。当时北京大批人被打死以及被打后自杀。在8月18日后，死人数一天比一天上升。根据一份“内部”的统计资料，在老舍被送往火葬场的8月25日，北京有86人被红卫兵打死。第二天，8月26日，被打死的人的数字比前一天增加了百分之五十，高达125人。以后仍然逐日增加。此外，还有一批人象老舍一样，在被打被侮辱后自杀。这样，8月下旬每日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已经大大超过了北京的正常死亡人数。大量被打死的人和被打后自杀的人的尸体成批送往火葬场，尸体上既没有标明姓名也没有作过血迹清洗。火葬场的停尸房爆满。焚尸炉超负荷工作。也就是说，大规模的暴力迫害和杀戮造成了分别焚烧尸体和保管骨灰的困难。

　　但是技术性困难显然不可能是主要的原因。对这些被害死的人们的高度蔑视以及进一步迫害他们的恶意，才会有这种不准留骨灰的规定及其实施。在文革当局的逻辑中，他们的生命都可以被用残酷的方式剥夺，对他们的遗体当然也要穷追猛打。在普通人这一边，对他们的被虐死都只有容忍接受了，也没有可能再关心他们的尸体处置。但是要知道，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残酷。在古代，对判处死刑的犯人，也还容许家属收尸筑坟。文革当局的无限权威却一直延伸进了火葬场。文革对个人的迫害一直继续到死后的骨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