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卖油饼的敦厚老师的老人控诉恶霸怎样白吃了他的油饼，白吃了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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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上面老舍的这篇文章，不能不感到震惊。

　　首先，他描写的这个“控诉大会”，这种“斗争”方式，活脱脱就是15以后老舍自己身受的那一场文庙“斗争会”的翻版。两个会有同一个模式：都是群众大会，都是先已经定好了被斗者的罪名；开会后，喊口号煽动情绪；所谓“揭发控诉”，都不准被斗者说明和辩护，不用法律的标准来衡量，只是煽起仇恨，然后，到高*潮点，与会者高喊“该打该打”，对被斗者使用暴力。

　　老舍写的这个斗争会，不但和他所自己遭受的那个斗争会模式一致，甚至连细节都相仿。在老舍描写的斗争会里，老舍写出的唯一的被斗者的具体罪行就是“白吃油饼三十年”。这样历时漫长的一个故事，应该到法庭上去仔细说明，才能决定是什么性质的罪行。但是在“斗争会”的气氛中，只听单方面的话，不问细节，不讲法律准则，一片喊打之声之后就实施暴力攻击，老舍还觉得理所应当，并无不安。在老舍被“斗”的故事里，则是“斗”他的人说他“拿了美金”。这该是指他1946年接受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访问美国，这种访问是邀请方面提供旅行花销的。老舍曾经发表过他在美国写的关于他的旅行的文章。这一访问不是秘密，也完全可以说清楚这是什么性质的旅行。但是，在杨沫所描写的围成一圈展开的“斗争”过程中，就足以使他再遭红卫兵的皮带毒打。而且，在1966年，因为他是北京作家协会的主席，他也确实被攻击为“文坛恶霸”。

　　老舍是作家，在这篇文章里，他把自己从“文文雅雅”变成高声喊“打”的过程一步一步写了出来，很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种斗争会的心理机制。他所经历的，可能就是15年后毒打他的一些中学生红卫兵所经历的。从他的自述中，我们看得到人的从众心理怎么被利用，人的仇恨怎么被煽动起来，人的暴力行动怎么被合理化。这套方式相当有效，显然也是文革中的“批斗会”还是用相同的模式组织进行的原因。

　　当然，最让人难过的是，1951年老舍描写这种“斗争会”的时候，他热情满怀，不加思考。他为这样的新的生活形式叫好。这种新形式是新的社会制度的重要结构部件之一。这种“斗争会”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后来都一步一步发展，到了文革时代，更加深入和广泛。文革十年，几乎每一个人不是“斗争”过别人，就是被别人“斗争”过。这种“斗争会”违反法律程序，激发人的非理性，鼓励暴力虐待，是一种对人的迫害。这种形式的发明是一种可怕的发明。不能说文革中.出现的千千万万个“斗争会”中有老舍的责任，归根到底，他是受害者。但是，他曾经参与接受、确认和颂扬这一最终害死了他的机制。

　　读了老舍的这篇文章之后，作为一个普通读者，笔者倒宁愿设想，老舍投湖前一整天在湖边思想的，不只是最高权力者对他理解与否或者他自己“有问题”与否，而还有别的一些焦虑，比如，为他在15年前写的一篇赞美那种“斗争”方式的一篇短文感到的自责。15年来，他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这类“斗争会”，从“斗争”他不认识的人，到“斗争”他的同事和熟人，最后，“斗争”到他自己身上，而且，这一次的“斗争”比从前的更为残暴，逼他选择了死而不是继续被“斗争”下去。在他投湖之前，他应该对这种反法律反人道的逼死了他的“斗争会”有所思考和分析，或许也感到了惭愧，毕竟他不可能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只会在“斗争会”上跟着主持人喊“该打该打”的人，他不该完全失去了理智、良心和道德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