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因此，第二个方案就显得越发重要了。这个方案是：沉疴用猛药，脓疱就得挤。既然香港问题在各种因素交汇作用下，愈演愈烈，索性提前引爆，让各路魑魅魍魉纷纷显露原形，再一网打尽。中央政*府可能已经开始着手准备：武警部队在深圳集结，中央媒体抨击力度逐渐加大（开始定性为恐怖分子了），内地民众义愤填膺（已具有民意基础，但还差香港的沉默大多数）。我们不用怀疑中央的战略决察力和胆略，我们可以以新疆治理作为一个对照样本。当年因为自由主义思想影响，我国的民族政策出现大问题，再加上国际因素，新疆的民族问题成为大问题，“疆独”祸害远胜今日的“港*独”，恐怖分子和极端宗教分子在新疆肆虐。但中央政*府审时度势，软硬兼施，成功扭转。因此，今日香港怕也要以“治理新疆”的决心来面对了。

　　9。在今天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一国两制”。无疑，“一国两制”是伟大的战略构想，在香港回归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国两制”的本质是什么？是在道路自信的基础上的暂时妥协与战术变通。如果以一个更宏大的历史视角来看，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巨大成就来源于中国G产當的理想主义与务实主义的结合。毛泽东时代的理想主义施政，着眼于长远，打造了中国长久发展的物质、制度与组织的基石，但是理想主义过头后就酿制了“大跃进”与“文革”的灾难。邓小平时代的务实主义着眼于现实需求，释放了人民的内在驱动力，帮助中国实现快速发展，邓公的务实主义还体现在外交上，“蹈光养晦”、“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和“一国两制”等，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实现了香港回归，但过于注重当前利益，也造成了信念缺失、道德滑坡、腐败丛生等问题。当然，理想主义和务实主义兼备一直是中国G产當的特色，只是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对象上有着各自的侧重。毛泽东当年留下香港作为对外窗口就体现了毛泽东的务实与变通；邓小平在“一部人先富起来”同时始终不忘“共同富裕”，这就是G产當人理想主义之所在。

　　10。因此，我们再次审视“一国两制”，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忽视了“一国两制”背后的道路自信。当年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不是贬低内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是坚信中国内地会以巨大的成功反过来影响资本主义的香港。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内地从上到下都不自信，也难怪人穷志短，香港人在关怀内地同胞的背后是高高在上的优越感。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央政*府会在香港的教育、媒体和法律界会自我放逐，拱手相让阵地，因为这三样恰恰都是香港（乃至西方）的软实力所在，也是西方深耕耘的地方。因此，“四个自信”的提出正当其时，我们要重夺阵地。“一国两制”之前谈“两制”太多，如今“一国”要好好说道说道，必须在制度上、法律上、宣传上、教育上确保“一国”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