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固集每一代村民中都能出现几个站在村头高岗和郭固坡堤堰上眺望的人。在对外边世界无穷的探索欲望驱使下，从大脚时代、牛车时代起，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两个好奇的勇敢村民，背上行囊，或白天含泪告别亲人，或趁着夜色一声不响，脚下踏着开始是迟疑的、最后坚定的咚咚声响，眼神中燃烧着痴迷的热情，从五道街分别通往东西南北的村口出发，最后回望一眼家乡温暖的炊烟和浓郁的树冠，沿着没有尽头的乡村小路，西去、东进、北上、南下……我邻居的老婆 偷玩邻居醉酒人妻

　　若干年后，他们中的大多数总能高头大马地衣锦还乡，陪伴他们的，不仅有一身的官袍，也往往有一位美丽的异域女子；他们不仅带来了族人的荣耀，也带来了远方的消息。

　　这些有出息的郭固集子孙脸上的激动和荣光，激发着更多的年轻人，象他们当年那样，为了荣耀，为了对远方的渴望，为了一位梦想中等待着他们的美丽远方女子，在越来越拥挤的大路上，一次次地出发、出发……

　　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村人们看到，又一代早年走出去的勇敢村民们回来了！

　　出乎村人意料的是，这些归乡游子中的一些人不再高头大马、红光满面，而是灰头土脸、失魂落魄；陪伴他们一道回来的，不再是美丽的城市娇娘，而是扛着枪的军人；他们不再春风得意地手捧官封御赐锦书，而是灰溜溜地掖着一纸同样由官家发放、却证明他们另类身份的判决书；他们头上箍着的，不是镶金缀银的乌纱帽，而是一顶尽管看不见形状颜色、却牢牢地扣在他们心上的黑帽子——右派分子。

　　周红燃就是这样一名郭固集归乡游子。

　　八十年前，村中并不十分富裕的一户周姓人家子弟，象世代走出去的郭固集先辈那样，怀揣着一个少年人的梦想，从北大庙出发，一路北上求学。当家人天天盼着他功成名就，衣锦还乡，他却一去多年，音信全无。也难怪，他出去的时候，中国人在和日本鬼子打仗；家人算着他学业完成的时候，中国人在和中国人打仗。那时，没有邮局，至少郭固集是没有那样的洋玩意儿的，出门在外的亲人消息大多通过本村或邻村的熟人传达。可惜，在那个战乱年代，十里八村几年里再也难得有一个村人敢于出去或能够出去；敢于或能够出去的，象当年的周家小子，也难以有机会回来。战乱阻断了交通，也阻断了亲人间的相互思念。

　　好在，艰难时代的人们心理承受力格外强，对于外出长年不归的游子，家人只当他们正在这个世界上某个遥远的角落享受着荣华富贵，或者，早就一命归西，将一把骨头撂在了异乡他国。家人们照常生活，只在一些特定的时刻，比如逢年过节，比如某个深夜，才默默地在心里想起他们，并无奈地偷偷流泪。

　　直到50年代初期，周家亲人们惊喜地收到了一封人民邮递员带来的书信，他们已经二十年杳无音讯的儿孙周红燃同志现在正转战在大西南，已经是一名解放军的文职干部了。

　　这个时候，书信中大学堂毕业的儿孙文绉绉的思念之辞已经不是让家人们最激动兴奋的了，让家人激动和兴奋的，是书信本身，是书信传达着的他们的儿孙还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消息；一张周家儿孙戎装威武的照片，更传达出，他们的儿孙不但还活着，而且活得还很不赖，很风光。八十多岁的周奶奶和六十多岁的周爹爹周妈妈尽管都不识字，但他们抚摸着那封书信，抚摸着儿孙容光焕发的照片，就好像抚摸着儿孙如今肯定已经爷们了的脸蛋；他们一会儿乐呵呵地笑啊笑，一会儿却又呜呜地哭啊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