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21世纪人类社会的人员流动，在规模、空间距离、移动频率与速度，以及伴随而来的频繁人际交往与大型群聚活动，都远远超过20世纪初期。这不仅导致病毒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快速传播与扩散，也让任何对人员流动的严格管制措施带来更大的社会与经济窒息性震撼。

　　其次，在超级全球化时代发展的高度细密的国际分工、高度精致的全球供应链，以及极为频繁的跨境金融交易与高度复杂的所有权结构，让世界各地群体的社会、经济、信息与金融联结与相互依赖程度远高于一百年前。世界任何角落的社会运作的短暂休克，都会打乱距离遥远的广大群体的正常活动。武汉是全球汽车零部件的重要生产基地，武汉全面停工就会波及邻近国家大汽车企业的装配线；医院使用的橡胶手套60%在马来西亚生产，正当全球订单快速增加时，马拉西亚政*府开始实施人员移动管制，立刻导致全球供应严重短缺；华尔街股市暴跌之后，全球风险性资产全面崩跌，游资快速流出新兴市场，拉丁美洲国家的债务危机立即浮现。

　　第三，在新自由主义思维的驱动下，21世纪西方发达国家的多数群体都是生存在安全系数最小化、资源分配短期边际效益极大化，甚至寅吃卯粮的状况下。这种在悬崖边缘的金融操作、生产方式、社会管理、劳动雇佣或个人财务模式，会让任何一场突如其来的震荡之冲击出现数倍或数十倍的放大效果。

　　第四，21世纪很多社会长期信奉的价值观与世界观，让多数人很难承受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对自己关联群体的生命与健康的急剧摧残，尤其在一个信息流通极为迅速的网络传播时代，他们被这些震撼的消息与画面所笼罩，无所遁逃。不同社会处境下的人群之心理承受能力原本就有天壤之别，曾经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或当下生活在叙利亚、阿富汗或南苏丹的百姓，因为饱经战乱与天然灾害，都有更高的承受能力。

　　相对而言，长期生活在安逸状态下的人们，深信科技的神奇力量，信赖政*府的保护能力，他们难以接受医院尸体成堆来不及火化的这种悲情画面，他们更无法相信一个原来讲求宠物生命权的文明社会，居然有一天会面临必须在让大批年长者死亡与让经济大衰退之间进行抉择，甚至让医生不得不做出有限的呼吸机让哪些病患优先使用这样的生死判决。

　　西方发达国家的公民更是期待自己的政治体制与医疗体制应对传染病危机的能力要远超非西方国家，远超发展中国家。但事与愿违，西方发达国家居然成为全球疫情集中大爆发的新震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在应对疫情第一波爆发所展现的应变、控制、协调与调度能力，以及把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增长曲线迅速而有效控制下来的客观记录，给西方社会精英带来巨大的心理震撼，他们对自身的体制与文化自信、自尊与优越感遭遇到一次颠覆性的打击。让西方社会原本就有浓厚种族主义与排外主义倾向的政客与群众特别焦虑与挫折的是，在对抗新冠肺炎过程中最关键的医疗资源，从口罩、防护服、呼吸机、制药的原料，到测试新冠肺炎所需要的化学试剂，居然都需要大量从中国进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