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说他在公交车上，看见有人中暑，也会一伸援手，帮了别人也不指望别人谢谢。父亲给人看病，收费很低，碰到家境困难的，还要贴上胶带、纱布和药。（当然大部分的药是父亲从山上采来，自己配制的）到了逢年过节的时候，那些受了父亲恩惠的人，总要买上饼干、糕点、水果罐头什么，东西不怎么值钱，但都是他们的一点心意，父亲也总是要推辞半天，才肯收下。村里有人婚丧嫁娶、孩子满月周岁，父亲总是座上宾，那时的人淳朴，他们用这种方式表达他们对父亲的尊敬。父亲的医术还是挺高明的，在治疗肝炎、肾炎、结石方面也颇有研究。有时别的地方的人也会慕名前来，父亲忙的时候，我们都会像凑热闹似地帮父亲洗药、切药。但近几年来，大家的经济条件好了，病了都上医院，找父亲看病的也少了，父亲也有点失落，不过像中暑，外伤，蛇伤等，还是来找父亲看的居多，这一点父亲还是挺欣慰的。

　　其实说来奇怪，父亲从不打骂我们，但我们却很怕父亲——怕父亲生气，所以直到现在，我们从不敢说一句让父亲伤心的话。反而是在对母亲的态度上有所改变，不像小时候那么畏惧了。有时觉得她老人家做事有不对的地方，我们会指出来，我甚至还会和母亲争吵——虽说是爱的争吵，但对父亲，我们从不说半个“不”字。父母吵架时，错的似乎永远是母亲，我们总是站在父亲这边，替父亲说好话。母亲有时也生气，也不明白我们为什么都向着父亲——老实说，我们自己也不明白。

　　父亲从来没有说过爱我们之类的话语，他原本就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第一眼见他的人甚至觉得他有点木讷，但就是这样一个父亲，却给了我们许多。二年级的时候有一件事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对，是二年级。

　　那时我在村里的小学读书，那是村里的老祠堂，推开大门，有一个藻井样的空地，两边立了两根粗大的柱子，正对着大门的是一个高台，据说以前是用来唱戏的戏台，我读书那会儿已经不唱戏了，上面堆满了棺材，是的，是棺材。我记得有一次同学们调皮，捉迷藏时有人躲进了棺材（也包括我），结果每人脑袋上被老师敲了一棍子，那是我做学生唯一一次被老师打的经历。在左边的有一个比较大的空间，就做了一年级的教室。而在进门的右边，有一个很小单间，里面坐得是二年级的学生，那简直不能称之为教室——只有两排课桌椅，老师就站在第一排课桌和黑板之间，转身都有困难。要是偶尔要学生上台的话，一般是从课桌下钻过去的，好像班上当时有14个还是16个学生。其实一年级是有40来个学生的，只是有一半需要重读一年级，还有家境稍好的转到好一点的学校去了。

　　那是二年级的冬天，我的脚冻烂了，母亲说，烂的都能看见骨头了，好可怜。走路自然是走不了了，那段日子，父亲每天背我去那小学堂。那时冷，门关得紧紧的，我记得父亲走得是侧门，“吱——”，那沉闷的声音把所有人的目光吸引过来了，我就那么趴在父亲的背上，父亲那时应该很年轻吧，但我真的记不真切了，我的记忆只定格在那个画面——在所有人的注视下，父亲背着我走进了那间小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