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枚金印于日本天明四年（1784年）春，在日本福网县贺岛叶崎村出土。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160人，愿请见。东汉末年的桓灵年间，倭国大乱，互相攻击。当时日本与中国的交通，大抵浮海至朝鲜，然后由陆路到中国。与越南、印度、缅甸的关系东汉时期，沿袭西汉地方建制，在今越南的北部和中部设置交趾、日南、九真三郡。

　　西汉常“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到东汉时才由“言语各异、重译乃通”，变为“稍知言语”。东汉初，锡光为交太守，任延为九真太守，在越地“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始知烟要，建立学校，导之礼义”，推动了当地文明的进步。建武十二年（36年），九真微外蛮里张游，率种人慕化内属，封为归汉里君。建武十六年，交趾郡征侧、征貳姐妹因不满交趾太守苏定法律的约束而反叛，九真、日南、合浦蛮里告应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为王。后由伏波将军马援率兵平定。

　　马授“所过为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条奏越律与汉律骏者十余事，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东汉时期，缅甸、印度与中国的关系也很密切。由于东汉势力在西南一带的伸张，中、缅、印之道得以贯通。和帝永元九年（97年），缅甸北部的禅国王雍由调派遣使臣向汉朝赠送珍宝。东汉朝廷则以金印回赠。安帝永宁元年（120年），“掸国王雍由调复器遣使诣阙朝贡，献乐及幻人”。缅甸的音乐和杂技，很受东汉人的欢迎。东汉时，印度商人是由孟加拉湾经缅甸直接进入中国。

　　据《华阳国志》记载，永昌曾住有“身毒之民”，身毒即印度。“身毒有别城数百，城置长。别国数十，国置王。虽各小异，而俱以身毒为名，其时皆属月氏。”汉明帝时，曾遣使到印度去问佛法。和帝时，印度曾多次遣使贡献。东汉时期中国对外一直保持着较好的关系，中国先进的经济和文明影响着亚洲邻国，特别是朝鲜和日本；中国也注意向邻国学习，特别是向印度学习佛教，这种学习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