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本地居民的同理心或者常识来判断，外来人口的减少可能代表城市压力相对减小，代表生活空间有一定改善——如果服务没有变得更稀缺的话。但是接下来呢？宽带山上的用户平均年龄并不大，到他们享受福利的时候，他们是希望这个城市更繁荣还是更凋敝？这个老龄化最严重的城市，如果未来没有足够多的就业人口，谁来让这个城市持续繁荣？

　　经济学家们通常会指出其中的危险之处：基于常识得出的结论，可能并不一定符合我们的真正诉求。

　　来自经济学家的观点之所以值得一听，是因为和思维方式有关，而不是建造学科壁垒以显示权威，阻隔沟通的可能。

　　这问题背后的实质是：未来的社会究竟由哪些现在的变量所决定？哪些容易被我们忽视？

　　它同时还关于我们对持续现代化的信心和决心。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讲席教授高全喜在接受《东方历史评论》采访时认为，“我们形式上是一个现代国家，但实质上这一百年来我们没有完成古今之变。”其中之一，就是变成一个“经济自由但是又能够有福利的国家”。经济自由的几个面向，包括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价格依市场供需变化，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总的来说，它反对行政干预，支持自由流动和个人追求利益的权利。

　　比如，我们是否可以住在城市里，且城市是宜居的？在早先，我们就已经指出，人们对城市的抱怨大多基于既有政策带来的麻烦。这些麻烦被冠以“城市病”的称号，试图用情绪压倒思考，影响我们理解城市的方式。

　　一方面这表现为不友好的户籍政策。但更本质的问题是，它关系到年轻人可以在哪里生活，并如何获得自身的成长？年轻人在哪儿，意味着未来的核心劳动力在哪儿。同时作为具体的个人，他们喜欢在城市生活，这里有更多的机会、资源，更容易保持学习的状态，而且，“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

　　在一个自由市场中，这些年轻人理应有更多空间去寻求发展机会，而不是受限于不合理的政策。

　　政策制定者可能不会这么想问题，他们关心眼下的地方政绩，但并没有清晰的思考和证据来支持短期的利益诉求。他们在公民榜样上做得可一点儿不令人鼓舞。

　　这个系列的第六篇，关于经济学者怎么看待我们生活中的问题。受访者陆铭是个出生于1973年的经济学家，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的特聘教授，主要研究劳动经济学、城乡和区域发展、社会经济学。2016年7月，他出版了《大国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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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亨利·赫兹利特所说，“经济学的艺术，在于不只观察任何行动或政策的立即影响，更要看较长远的影响；不只追踪政策对某个群体产生的影响，更要看对所有群体造成的影响”。未来年轻人是否能生活在一个公正的社会，这关乎思维方式。因此在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上，经济学家更多地诉诸于法律、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