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的欧洲人到来之前，严格意义上是指欧洲人的影响到来之前，即欧洲人的商品成组织、成规模地抵达黄金海岸，在时间上，也就是17世纪初。

达库曾指出，影响黄金海岸历史演进的两大因素，一是西苏丹地区“帝国的兴衰”，即指西苏丹地区社会形势的变化，二是欧洲人的影响。

这一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体现，自黄金海岸的历史开始，至17世纪初，黄金海岸在政治与商业格局上与北方西苏丹地区的联系，及其受到的西苏丹地区文化的影响。

从贸易流向看，欧洲人到来之前黄金海岸的贸易是一种南北贸易，即南方森林地带与北方草原地带的贸易。

贸易的主体是南方的阿肯人，北方的贡贾人、达戈姆巴人，以及更北方的曼德人、豪萨人，

商品是南方森林地区的黄金，因此，此时黄金海岸的贸易本质上是跨撒哈拉南北商路贸易的延伸。

一般认为黄金海岸的贸易起源于西苏丹地区两大民族——曼德人与豪萨人——对黄金的追求。

自公元7世纪横跨撒哈拉沙漠连接北非与西非萨赫勒地区的商路贸易兴起以来，黄金就占据了最重要（核心）的地位。

从区域贸易的互补性来看，一般来说，北非多盐而缺金，而西非萨赫勒地区多金而缺盐，因此跨撒哈拉商路贸易的轴心是金-盐贸易。

当然，参与跨撒哈拉商路贸易的商品种类是非常丰富的，除黄金与盐外，还有一些补充性的贸易。

北非出口的商品有奢侈品（如琉璃首饰）、香料（主要是丁香和乳香）、服饰、茶叶、烟草和马匹，而西非用来交换的商品是象牙、谷物、羔羊皮、鸵鸟绒、奴隶。

既然北非对黄金的需求与西非萨赫勒地区对盐的需求都是几乎无穷尽的，那么对于曼德人和豪萨人这样想要从贸易中获利的民族来说，寻找更多的黄金来源地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最初，萨赫勒地区黄金的主要来源地是塞内加尔河与尼日尔河上游地区的班布克与布雷，曼德人在这一地区长期占据统治地位。

为了寻找更多的黄金以交换北方的盐和其他商品，曼德人中的一支——迪尤拉人由西北向南率先抵达了黑沃尔特河流域，然后在当地人的带领下，抵达了整个西非黄金最丰富的地区——阿肯人森林，也就是欧洲人眼里的黄金海岸。

曼德人来到黄金海岸的结果，一方面是黄金海岸的贸易开始发展起来，跨撒哈拉商路贸易网络延伸到了黄金海岸，另一方面，伴随着商业交往，黄金海岸与西苏丹地区的文化与政治接触进一步深入。

根据费奇的研究，迪尤拉人抵达阿肯森林北部边缘的时间大致是在13世纪初，迪尤拉人在这一边缘地区建立了一个贸易集散地，以便就地同南方森林地区的阿肯人做生意。

而根据考古学的研究成果，这个早期的贸易集散地被确认为是森林北部布龙人居住区域的贝戈吗，M.波斯南斯基基于考古成果进一步认为，贝戈是阿肯人与曼德人之间频繁进行商业往来的一个贸易中心，是曼德人居住区与南方森林区的一个中介站。

比起曼德人，豪萨人的商业探索行动至少晚了两百年，费奇指出，根据《卡诺编年史》的记载，豪萨人是在15世纪中叶，才从另一方向抵达了阿肯森林东北部的贡贾。

在阿肯人与北方的曼德人和豪萨人进行贸易的时期，两个重要的贸易集散地建立起来，一个是上文提及的，位于西北方的贝戈，面向曼德人的市场。

另一个是位于东北方沃尔特河上的贡贾（17世纪后，贡贾的地位才逐渐被萨拉加取代），直接面向豪萨人的市场，这两处贸易集散地的位置基本在北纬8度附近，也就是黄金海岸的森林地带与草原地带的交界处。

除了集中分布在普拉河与奥芬河流域内的黄金外，阿肯人森林还出产另一种重要的商品——可乐果。

可乐果有两大食用价值，一是可以缓解饥饿、消除食欲，二是缓解疲劳，有提神的效果，因此，对于长期生活在萨赫勒这种炎热干燥地区的人们，以及常年从事远距离贸易的商人来说，可乐果就是“兴奋剂”。

因此，可乐果很受曼德人与豪萨人的欢迎，再加上森林出产的可乐果质量上乘，耐久性高，一度远销至北非与地中海沿岸的城市，如的黎波里。

黄金海岸并不像萨赫勒，对北非的盐有着必不可少的需求，这一方面是因为居住在海岸的人可以从海水中提取盐，森林中的阿肯人日常所需的盐也来自海岸，另一方面是因为贡贾地区的达博亚蕴藏盐矿。

至此，我们可以发现，黄金海岸被纳入跨撒哈拉商路网络后，一个新的贸易轴心建立起来，即沿海的盐，森林的黄金、可乐果——北非、萨赫勒的特产，卡诺的布料。

在这一新的贸易网络中，无论从黄金海岸民族的起源，还是从贸易的起源来看，黄金海岸与北方西苏丹地区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阿肯人拥有这一贸易网络中最为重要的两种资源——黄金与盐，其地位与优势不言而喻，但却谈不上主导这一贸易网络，两处重要的贸易集散地始终牢牢掌握在曼德商人与豪萨商人手中。

不过，阿肯人在与他们的长期贸易中积攒的商业经验与技术很快就应用到新的贸易对象——欧洲人身上。

同贸易一样，政治上来自北方西苏丹地区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西苏丹地区社会形势的变化迫使弱势民族不断向南推进。

外来人口、技术与文化的涌入使原先人烟稀少的草原与森林地区逐渐出现“国家”这样的政治组织（实体）。

黄金海岸最先产生政治组织的地方是开阔的草原地带，如北部森林与草原交界地带的贡贾人国家，南部阿克拉平原地区以阿克拉镇为核心的加族联邦。

但在森林中，情况则不同，直到欧洲人到来之前，阿肯人一直生活在领土面积较小、分散的政治单位——酋邦中。

瓦德在其著作《黄金海岸史》中称之为“土邦”，需要注意的是，使用“土人”“土著”“土邦”这类词来称呼非洲人的政治组织，是有一定的侮辱与歧视的意义，在研究中需要避免使用这类词。

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对“酋邦”的定义，酋邦属于社会学的概念，指一种在非工业社会有着社会等级的社会组织方式。

根据人类学家埃尔曼·赛维斯提出的社会进化理论，人类社会政治组织的演化有四种阶段：游群、部落、酋邦、国家，酋邦介于部落与国家之间，比游群和部落更为复杂，但复杂程度又不如国家。

阿肯人酋邦是按亲属关系组织起来的，用瓦德的话来说，“家族是社会的基层组织”，每一个酋邦都是由一个个松散，却有着共同的血缘关系的家庭组成的共同体，其内部成员有着共同的祖先。

家庭是最基层的单位，由家长直接管理，一定数量的家庭组成地域上的村镇，由各家庭的家长组成的长老议事会管理，议事会选出一名酋长，各个村镇的酋长又组成高一级的议事会，选出一个最高酋长，管理整个酋邦。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说明，那就是阿肯人的家长与各级酋长拥有的权力的性质，若不弄清楚这一问题，就会和曾经初来乍到的欧洲人一样，在与阿肯人酋长的商业谈判中犯错误。

在性质上，最高酋长对于酋邦的权力，与酋长对村镇的权力，以及家长对家庭的权力是一样的。

这种权力是一种集体的权力，代表了酋邦这个共同体所有成员的集体意见，这种权力是受限而非专制的，对于家长和各级酋长来说，他们所拥有的是这种权力的代理、发言或者表达权。

瓦德指出，作为村镇的酋长，既不能干预私人的家庭事务，在主持村镇的长老议事会时，也不能压制与会群众的意见，不能在未取得议事会的集体支持下就做出专断的决策。

只有议事会成员的所有意见都表达完毕，酋长才能进行整理、总结并陈述。用瓦德的话来说，“一个酋长是没有自己意见的，他只能表达人民的意见”，因此，与阿肯人的酋长进行谈判，需要一定的耐心。

欧洲人及其商品到来以前，阿肯人诸多酋邦间的关系整体上呈友好、和谐相处的状态，根据达库的研究，这主要得益于阿肯人酋邦间关系所具有的以下特征。

尽管酋邦间存在明确的政治边界，但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使得阿肯人在不同酋邦之间的流动是自由且广泛的。

因为作为拥有共同祖先的阿肯人共同体的成员，对家庭乃至氏族的归属感与忠诚度是要超过作为地域共同体的酋邦。

尽管酋邦之间会有小规模的冲突，乃至战争，但解决冲突的方法是多样的，包括来自高一级酋长的仲裁与神谕，因为在宗教上，酋长兼有祭祀的职能。

一般来说，出于控制贸易的目的，某一政治单位（实体）会公然发动对周边地区的领土扩展，以求尽可能多地占领商路及贸易集散地，增强经济实力。

但这一点并不适用于欧洲人到来前的黄金海岸，因为西苏丹的贸易产品对黄金海岸的吸引力远不如黄金海岸的商品对西苏丹的吸引力，因此，不存在以扩张领土为目的的战争。

基于上述关系特征，至17世纪初，阿肯人的酋邦大多领土面积很小，且较为分散，在森林与海岸星罗棋布地分布着。

根据西克·安德烈的分类，处于中间地区的酋邦有位于普拉河与奥芬河交汇处的阿丹西、邓克拉、位于普拉河与克瓦户山脉之间的阿基姆，以及位于阿克瓦皮姆山区的阿克瓦姆，这些酋邦都是阿散蒂人建立的。

处于沿海地区的酋邦更多，在安柯布腊河与普拉河之间，有阿克西姆、安汉塔、阿多姆、瓦梭等，在普拉河与埃尔米纳的本亚河之间，则是埃瓜弗、特威弗、阿布林酋邦，从本亚河到摩里则是费图酋邦，再往东直到阿克拉平原，依次有芳蒂、阿克朗、阿贡纳酋邦。

整体上，呈现出中间地区的酋邦与沿海酋邦南北对峙的格局，西部表现为阿散蒂人酋邦与芳蒂人酋邦对峙的局面、东部表现为阿克瓦穆酋邦（阿散蒂人酋邦之一）与加族酋邦对峙的局面。

这一方面预示了17世纪后半期因商业利益而起的黄金海岸诸酋邦之间的激烈冲突，另一方面也表明，这些阿肯人酋邦、加族酋邦已经基本将黄金海岸的势力范围划分完毕，没有欧洲人加入的余地了。